- 商家货号:T001340917
- ISBN:9787521713732
- 出版日期:2020-04-01
- 页码:0
- 字数: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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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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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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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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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经济良性增长的是价值创造活动而非价值攫取,但在现行的经济核算体系中,攫取者所获得的回报却长期高于创造者。这是现代资本主义中一个巨大的隐形悖论,也是增长乏力、创新受挫及一切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有名经济学家、伦敦大学学院教授玛丽安娜·马祖卡托在《增长的悖论》这部充满激情的作品中表示,要想推翻这一悖论,我们必须回归源头,重新定义价值,以便区分创造者和攫取者,并对经济活动加以引导,激活经济增长的新动能。马祖卡托深入钻研过去300年间经济学界对价值的相关思考,梳理现代经济中丰富的产业故事,以全新的视角,带领读者重思:什么是价值?如何界定创造者与攫取者?增长从何而来?创新如何引导?政府的本质是非生产性的吗?政府和企业如何协作才能促进增长,共同创造出公平、普惠和充满活力的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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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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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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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财富创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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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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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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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劳动能够增加物体的价值,另一种则无此效果。前者因产生价值而被称为生产性劳动。而后者则是非生产性劳动。 ——亚当·斯密,《国富论》,1776年 今天,我们把越来越富裕视为理所当然,我们认为下一代大体上比上一代要过得好,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候,人们都没有这种期望,部分原因是从前生活水平提高非常缓慢,很少有思想家花费大量时间来研究为什么有些经济得到增长,而另一些则没有。到了近代早期,变革的步伐加快了。从前的静态经济变得充满活力,变革就在眼前。欧洲民族国家相继崛起,战争、殖民化、机械、工厂和煤炭行业的兴起带来了新需求,各国人口不断增加,各领域都形成了新思潮。政府和各阶层人民都想知道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一空前的变化,如何才能够掌控它。我们可以提高哪些税收?与资本家的利润相比,为什么我的工资如此之低?投资当下时,人们对未来有多少把握?是什么创造了价值? 回答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了解生产的本质。一旦确定了生产性活动,经济政策就可以引导经济将更多资本和精力投入这些活动中,从而促进和维持经济增长。然而,生产性与非生产性之间的区别会随着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改变而改变。大约300年前,经济学家开始探索不断变化的生产条件。从那时起,他们一直在努力建立能够区分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的理论基础。毕竟,经济学家和其他人生活在同一时代。在理解价值方面,关键是要区分持久原则和暂时原则,以及我们之后会了解到的,意识形态立场的发展方式。 本章探讨了从大约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之间价值理论的演变。17世纪的思想家关注的是如何根据当时的需要计算增长:应对战事,或增强本国相对他国的竞争力,例如英国与其对手荷兰在商业和海军实力方面的竞争。重商主义者专注于贸易和商人(卖东西)的需求。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经济学家认为价值来自投入生产的劳动量,首先是农业劳动(重农学派),其次是工业劳动(古典学派),因而价值决定最终销售的价格。他们的价值理论,即如何创造财富的理论,是动态的,反映了一个正在经历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世界。这些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客观力量:技术变革的影响,以及在生产和分配的组织方式上的劳动分工。后来,这些价值理论被另一种观点——新古典主义观点所取代,该观点减少了对客观生产力的关注,而更多地关注经济中不同行为者的主观偏好。我们将在下一章加以讨论。 重商主义者:贸易和财富 自古以来,人类一直将经济活动分为两类: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或者正直的和卑鄙的,或者勤劳的和懒惰的,其检验标准通常是能否促进共同利益。在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根据古希腊城邦居民的阶级(公民或奴隶)区分了一系列或更正直或更卑鄙的工作。在《圣经·》中,耶稣告诉我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中世纪时期,教会贬低甚至谴责那些“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放债人和商人;尽管他们可能并不懒惰,但是人们认为他们是非生产性的、卑鄙的。 现代以前,我们对工作是否有用的定义并不明确。随着16世纪殖民主义的出现,这些定义变得更加模糊了。当时欧洲忙于征服殖民地,保护新附属土地的贸易路线,而这两项活动都需要高昂支出。政府必须开辟钱路,以组建军队,维持官僚机构以及购买他国商品。但帮助似乎就在眼前:人们在美洲发现了大量黄金和白银,巨额财富流水般涌人欧洲。这些金属代表着财富和繁荣,贵重无比,因此似乎任何购买、拥有和控制金银货币及其供应的人都参与了生产活动。 当时,有些学者和政治家认为积累贵金属是通往国家权力和繁荣的路径,他们被称为重商主义者。这是因为他们支持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积极的贸易平衡来刺激金银流人,同时防止其流出。英国的重商主义倡导者是大商人兼东印度公司董事托马斯.孟爵士(Sir Thomas Mun,1571—1641)。在其著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中,托马斯.孟爵士对重商主义学说进行了总结,他说,我们“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在价值上必须多于我们消费他们的货物”。 重商主义者大力支持民族政府的发展,认为这对于资助战争和探险、维持开放贸易路线和控制殖民地市场是必不可少的。在英国、荷兰和法国,商人们主张制定航海条例,例如英国1651年的《航海条例》。这些条例规定,凡本国及其殖民地的贸易均只能使用悬挂本国国旗的船只。 随着重商主义思想的发展,人们开始从国家层面思考财富创造,于是出现了最早的国民收入估算——所有国民收入之和。17世纪时,在英国出现了两个开创性的量化国民收入的人物。其中一个是冒险家、解剖学家、医生和国会议员威廉·配第爵士(William Petty,1623—1687),他在奥利弗·克伦威尔联邦政府担任爱尔兰税务管理员。另一个是统计学先驱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1648—1712)。金是一位宗谱学家、雕刻师和统计学家,他在制定一种针对婚姻、出生和墓葬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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