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家货号:T001490257
- ISBN:9787513344005
- 出版日期:1900-01-01
- 页码:0
- 字数:0
- 装帧:
- 开本:
- 版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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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在整个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晚清最后二十年的特殊性与积极意义;让我们认识到熟知的晚清历史人物和事件可能的另外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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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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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晚清二十年》是对清王朝崩溃最后二十年历史的整体性研究,对一系列重大事件做了简要叙述和重新解读,包括甲午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新政改革、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等。本书分析了在整个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晚清最后二十年的特殊性与积极意义;也让我们认识到熟知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可能的另外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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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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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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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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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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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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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大转折 1889年3月4日,也就是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十八岁的少年天子光绪帝在王公大臣、蒙古王公,以及满汉文武百官山呼万岁声中驾御太和殿,举行亲政仪式,宣布大清帝国在他的领导下,必将在过去三十年洋务新政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大清王朝一定能够再现昔日辉煌,告慰列祖列宗。年轻的小皇帝踌躇满志,然而他不知道过去的三十年单纯发展经济很容易,吃穿住行等物质层面的西方化并不难,这方面该变的都变了,国家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确实有了很大提升。只是正像慈禧太后所自信的那样,在她统治的这几十年中,大清王朝不该变的都坚守未变,比如满洲人的统治地位并没有因汉族人能力的被激活而丧失和衰落,满洲贵族在大清王朝政治生活中依然是的和最后的决定力量,大清王朝的政治体制坚不可摧,维持不变。可惜的是,慈禧太后的成就与自信恰恰成为少年天子面对的优选难题,跛脚的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障碍,特别是在东邻日本的比对下,大清王朝旧有体制更显得具有很好多的问题。大清王朝的政治发展受阻于一个瓶颈,急需获得根本突破。 东邻日本转身向西 作为亚洲国家,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面对西方的压力,但两个国家却采取了接近不同的回应模式,结果短短几十年后,中日两国不仅拉开一个很大的差距,而且形成严重的利害冲突。 就历史文化传统而言,日本深受中国影响,在西方文明来到东亚之前,日本民族具有典型的东方形态。千百年来,日本人虔诚地向中国学习,将中国文化在日本发扬光大,成就了日本民族的文化性格。在德川幕府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日本与大清王朝一样,坚定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对西方文明抱有一种不信任乃至敌视的态度。 到了近代,西方国家在工业化的刺激下需要向东方这片古老土地寻求更大市场,殖民势力东来改变了远东的政治格局,引发一系列后续问题。 面对西方势力的刺激、挑战,中国比较早地做出回应。然而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太过深厚,中国人在十九世纪中期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虽然不能拒敌于国门之外,虽然被迫签订城下之盟,丧失部分权益,但是那时的中国人始终不愿意承认西方社会文化在整体上超过东方。聪明的中国人坚守文化民族主义立场,将社会文化解析为本与末、体与用,以为西方之长不过是奇技淫巧等形而下的东西(末、用),而中国之长则是西方人望尘莫及的根本之道(本、体)。中国之所以在战场上屡战屡败,主要是因为中国在技术上不如人。基于这种判断,中国在与西方正面交手二十年后,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相继兴建一大批近代工业工程,使中国的经济实力获得很大提升。 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差不多同时也遇到来自西方的压力。1853年美国培理舰队叩关后,西方列强用武力撬开了日本紧闭的大门。西方近代文明的传入给日本社会的性质带来很大变化,一部分具有近代思想意识的下层武士,联合京都贵族和商业资产者,以“尊王攘夷”为旗号,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倒幕维新运动。1867年10月,德川幕府最后一任将军庆喜上表奉还政权,明治天皇嗣位。10月9日,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幕府旧官制,广开言路,一扫历来积弊陋习。 1868年3月14日,明治天皇在京都紫宸殿率领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向天地神明宣誓,确立“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的维新政权基本方针,为废除幕府制度、建立近代立宪政体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后来的自由民权运动,特别是开议院立国宪等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 随后,明治政府大刀阔斧改革幕府体制,废藩置县,奉还版籍;改革等级制度、俸禄制度,禁止人身买卖,解放娼妓、艺妓,允许土地买卖及占有,允许农民自由选择职业;撤除幕府时期各藩国在交通要道私自所设关门或盘查哨所,允许自由贸易;使国家制度迅速现代化,积极开展对外交往,发展对外贸易,扶持民族工商业,实行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三大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除旧布新,改变幕府时期闭关锁国政策,引导资本主义全面深入发展。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人民素来交往频繁,即便在两国统治者都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时候,两国商人之间的往来贸易依然红火。明朝中晚期的所谓倭寇云云,实际上是大明王朝对中日民间贸易管制失控的反映,反过来也证明中日民间交往并没有因为统治者的喜怒而有所改变。所以,日本明治维新的各种消息,很快就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中国,并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引起不同的反应。 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明治政府在积极向外拓展政治贸易联系,寻求与各国建立近代国家关系时,自然忘不了近邻中国。1868年,明治政府转托英国驻上海领事温思达向清政府传书示好,要求通商。两年后(1870),明治政府派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外务权少丞藤原义质、文书权正郑永宁等专程来华,要求仿照西方国家的惯例,与大清国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使两国商贸往来制度化。 P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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