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家货号:T001678793
- ISBN:9787101157703
- 出版日期:2022-07-01
- 页码:0
- 字数: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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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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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一部系统完整的文学理论巨著,是研究文学、美学与文艺学等推荐阅读的经典作品。《文心雕龙》的古注,学界向来都认为清代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较好,后经李详补注,征事数典,又有了新的补充。杨明照先生素称“龙学泰斗”,其《文心雕龙校注》先全录清人黄叔琳的辑注和李详的补注;后为杨先生自己的校注,广泛校勘传世诸本,判定是非,并补前修注释不到之处,终集大成。杨先生取得了许多凌越前贤的成就,是当代学人研治《文心雕龙》的杰出代表。本书对【黄叔琳辑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分别施加注码,以便读者阅读查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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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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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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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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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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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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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节选)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从先秦以来文学理论批评的不断发展而出现的一部杰作。全书由五十篇组成,分为上下两编,约三万七千余字。上编论述文学的基本原则和各种文体的源流演变,下编则为创作论、批评论和统摄全书的序。结构严密,体大虑周,构成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论体系。列宁曾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的新的东西。”我们按照列宁的教导来衡量刘勰,那他在《文心雕龙》中的确比他的前辈提供了不少新的东西,不愧是我国很优秀的古代文学理论遗产之一,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探讨。 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刘勰认为文学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也浸透了作家的主观感情。 《物色篇》说:“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明诗篇》也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学创作的对象是“物”,丰富多采的客观事物引起了人们感情的波动,纔发而为文辞。这种物——情——文的公式,是符合唯物论的反映论的。刘勰要求这种反映尽可能地真实:“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这就是要求文学创作要宛转入微地刻画客观事物的面貌,委曲细致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他说:“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把表达作者情志放在第一位,而把刻画事物形貌放在第二位,因而不满于“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物色》)的倾向。但这并不是反对文学创作不应该“形似”,而是反对片面追求“形似”的形式主义文风。 以上是就描写自然景物而言。当然,文学创作最重要的对象还是描写人们的社会生活。刘勰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是以师旷觇风于盛衰,季札鉴微于兴废”(《乐府》)。这就是说文学的发展变化是由社会情况、时代面貌决定的,因为文学就是社会和时代的反映。所以他分析建安文学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时序》)这一段论述,是从建安文学和那个动乱时代的关系着眼,所以能精辟地总结出建安文学的特征。刘勰的这些观点,继承了自《礼记·乐记》和《毛诗序》以来我国文论的优秀传统。 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刘勰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要求文学为封建制度服务。 《征圣篇》发挥了儒家论文的传统主张,把文学的社会作用归纳为三点:“政化贵文”、“事迹贵文”和“修身贵文”。他把文学的社会功能提到了极高的地位,《序志篇》对“文章之用”说是“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程器篇》也说:“摛文必在纬军国。”这种对政事教化的强调,也贯穿在文体论各篇中,如《议对篇》要求对策能“大明治道,使事深于政术,理密于时务”;《书记篇》指出“书记所总”的二十四种“艺文末品”,为“政事先务”。正因为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在所评论的作品中,除了一些应用文外,还有学术著作。这是由于他的广义的文学观念使然。比起萧统“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文选序》)的选文标准,就显得瞠乎其后了。 刘勰的这些观点,表现了儒家思想封建保守的一面。不过,当时文坛上占主流的形式主义文学,接近抹煞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堕入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泥坑。刘勰反对“近代辞人,务华弃实”(《程器》),也并非没有积极的意义。 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刘勰认为内容决定形式,形式表现内容,要求作品达到二者的统一。 《情采篇》说:“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这是比喻一定的形式(“文”)是由一定的内容(“质”)所决定的;“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这是比喻一定的内容要求一定的形式来表现。在文、质并重的前提下,他并不把二者同等看待:“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归根到底,文章的美好(“辩丽”)不是取决于它的形式(“文采”),而是取决于它的内容(“情性”)。由此他得出结论说:“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他主张由“经正”导致“纬成”,由“理定”达到“辞畅”,要求内容和形式象经线和纬线一样有机地组织成一个整体,这种辩证的观点贯彻在《文心雕龙》全书中。 根据这个原则,刘勰对比了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这虽然是总结历史经验,实际是针对当时文坛而发,因为“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疎,逐文之篇愈盛”。因此,他着重批判了重形式、轻内容的倾向:“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理;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这表明《文心雕龙》对当时的浮艳文风是一种挑战。 在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上,刘勰主张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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