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家货号:T001743107
- ISBN:9787520727891
- 出版日期:2022-08-01
- 页码:0
- 字数: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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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女性面对自己,成为自己。 这些故事里的女性,她们年纪不一,个性迥然,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但她们都曾拥有希望与梦想,也曾遭遇困顿与打击,承受着身体的疼痛与精神的挣扎。最重要的是,她们都在尝试面对自己,忠于自己,成为自己。 2.女性彼此看见,一同前行。 女性作者将自己作为方法,走近一个个千差万别的人,打量一颗颗明暗交织的心灵,发掘每个女性的复杂与细微之处。她们写下的故事宛如一座座桥梁,连接起了被访者、读者还有她们自己。原本独自跋涉的女性,借由文字彼此看见,相互抵达,一同走在探索自我与世界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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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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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和她们》是《人物》杂志的女性报道集,既呈现独特细腻的个体生命经验,也关注结构层面的变化及其影响。三位作者走近那些多姿多彩、经历各异的主人公,探寻她们的生活与心灵,描述她们的爱欲与梦想、迷惘与挣扎。女性作者在书写女性故事的同时,也勾画出自身的生命图景。从无声到有声,从陌生到相逢,从一个人抵达另一个人,这些散发着光与热的文字,让共鸣发生,让理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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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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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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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迷思与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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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 |||
小庆、松果和斐然是国内优选的人物记者,她们的人物写作如涉渡之舟,连接起故事中的人与远方千千万万的陌生人。我们不是刘小样或宋小女,但我们从她们身上分辨出自己,我们想到母亲和更多女人的生命;我们可能从未到过关中平原或长丰县内,但我们借由她们的笔看见和听见那里,为那里的人和事而留下热泪或涌起希望。在《她们和她们》里,我们也有幸读到这舟自身的故事:是什么打磨了她们的笔,是什么让她们选择从女性的视角出发,是什么让她们握住了这个世界上从未有人在意或倾听的故事。 性别的视角一旦获得,便难以再失去。如果它带来的是希望,那么通向这希望之路荆棘丛生;如果它带来的是痛苦,那么我们宁愿被这痛苦刺得更加清醒,而不肯返回未获启蒙的温柔之乡。我们走定这一条性别平等的道路,既是我们自身生活的结果,也来自其他女性经验的启示,二者无法区分开来,我们的路缠绕在一起,连着母亲和女儿,也连着奴役与自由。 而性别平等不仅仅是女性的愿望和事业,因为,“只要有一个女人向自身的解放迈出一步,定有一个男人发现自己也更接近自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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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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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上的娜拉 失踪的女人 张越一直在等一个女人的电话。差不多十年了,那个号码再也没有打来。 第一次接到女人的电话,还是遥远的2001年的秋天。那时,世界还笼罩在千禧年乐观和浪漫的余晖中。那是《半边天》栏目开播的第六年、女人结婚的第十年。 距离北京1100公里的关中平原深处,电话从一座簇新的红砖院落中拨出,由《半边天》栏目组的策划王峻接起。此前大半年,这个农村女人给栏目组写来数封长信。在其中一封信中,她写道: “在农村,有钱可以盖房,但不可以买书;可以打牌闲聊,但不可以去逛西安。不可以有交际,不可以太张扬,不可以太个性,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坏。有约定俗成的规矩,你要打破它,你就会感到无助、无望、孤独,好像好多眼睛在盯着你。不需要别人阻止你,你会自觉自愿地去遵守这些规矩。” 王峻对这封信赞叹不已。他揣着这封信,激动地在办公室里,见人就读。在另一封来信中,女人描述了自己生活的地方: “夏有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麦浪,秋有青纱帐一般的玉米地……可是我就是不喜欢这里,因为它太平了。” 来自平原陌生女人的书信和电话,震惊了栏目组的每个人。在《半边天》诞生的最初几年,观众看到的多是都市女性的故事,鲜少听到来自村庄和边地的女性声音。女人在来信中所写的,也与过去农村妇女的主流叙事殊为不同。 《半边天》主持人张越和同事们敏感地捉住了这个声音。2002年3月23日,《我叫刘小样》在《半边天》周末版播出。那是观众第一次在国家电视台的平台上,听到一位普通农村妇女内心的呐喊。 在北地冬季的漫天风雪中,刘小样穿着一件大红的外套,坐在灰黄一片的天地和田垄间,向张越讲述她对生活和所处世界的诸多不满: “人人都认为农民呀,特别是女人,她就做饭呀,她就洗衣服呀,她就看孩子呀,她就做家务呀,她就干地里活儿呀,然后她就去逛逛呀,她就这些……你说做这些要有什么思想,她不需要有思想。”刘小样咬咬牙,“我不接受这个。” “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很满足。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这就很好了。我不满足这些的,我想要充实的生活,我想要知识,我想看书,我想看电视,从电视上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不能出去。” 所有看过那期节目的人,都记住了电视机里那个始终微微抬高着下巴,做出不服从的姿态,颧骨处的皮肤发红,像是正发着一场高烧的红衣女人。 在21世纪之初的北方平原,中国传统农耕文明最厚重的核心地带,刘小样忍受的,是“一种奇怪的躁动、一种不满足感、一种渴求”。 这种来自女性的悸动和渴望,第一次为世人所关注,是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作家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一书中,刺破历史文化语境形塑和压抑下的美国郊区主妇神话。 “当她整理床铺时,当她去商店买日常用品时,当她选配沙发套子时,当她跟孩子们一块儿吃花生酱夹心面包时,当她开着汽车去接送童子军的小家伙们时,当她夜里躺在丈夫身边时——她甚至不敢在心里对自己发出无声的诘问:‘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 来自中国北方平原的农村妇女刘小样,在半个世纪后,发出了同样的呼喊和不甘。 这不仅仅是一个农村选题,或者一个女性选题。穿过性别、地域、阶层的阻隔,刘小样的表达,是对“人”的本质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越觉得,“刘小样既是她自己,又是我们每一个人——她是‘一个人’,同时她也是全世界”。 《我叫刘小样》因此成为《半边天》也影响最深远的一期节目。“刘小样”这个名字,从北方的平原走出,成为不同世代观众心中的一个暗号,在之后的20年里,不断引发识别和回响。 刘小样和张越,两个同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但生存环境截然不同的女性,因为20年前那场风雪中的对话,成为之后彼此生命的观察者和参与者。 在节目播出后的若干年,她们在电话中交换着彼此的生活。这些电话从客厅、麦田、工厂、县城、学校、商场、车站、外省打来。在电话里,刘小样告诉张越,她做了什么,她去了哪里,她在计划什么,她又因为什么而雀跃和哭泣。 从2010年起,这样的电话消失了。没过多久,张越的手机坏了,系统重装后,通信录全部丢失。她失去了刘小样的联系方式。 …… 生活好像不太对劲 飞机降落咸阳机场,世界顷刻之间被拉入一只昏黄的大罩子。罩子的底部,是广漠、单调、一览无余的关中平原。 这就是刘小样在20多年前的信中,向《半边天》栏目组描述的八百里秦川。在来咸阳寻找刘小样前,张越告诉我,她问过当年参与节目制作的所有同事,没人保留了刘小样的具体住址,只有人提供了一个模糊的地理信息:咸阳兴平农村。 刘小样最后一次留下踪迹,大概是在2010年的冬天。刘小样的丈夫王树生,给张越打来了求助电话。从他那里,张越才知道,那年42岁的刘小样,去江苏打工了。 电话里的王树生很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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