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站着,一只手扶着椅子,像母亲看着自己的孩子,又像军官看着自己的士兵似的看着她们,随意地说:
“怎么样?咱们党员当中只有一个,”她指了指高二那个党员,“得到了奖章。大家是不是有点受刺激啊?”
七个人互相看了看,微笑,不言语。郑波平静地说:
“是的,校长,有那么一点。”
“有那么一点?那么……哈哈……”校长学着郑波的话,像男人似的大笑。她和别人谈话的时候,总喜欢用笑来作序曲。笑着,她走到一旁,从小桌上取下暖壶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刺激着点好!心情一紧张,进步就快了。”她凑近大家,像是传授某种心得,“我们的党员功课不算太好,这不怨你们,大家不要委屈。北京解放刚刚三年多,解放以来,我们的主要工作还是放在发动群众,清除敌人的残余势力方面。学校也是一样,它没有专心读书的条件;你们过去积极参加了各项运动和各项社会工作,学生的天经地义的任务――念书、上课,倒像是第二位的事。今后的要求不同了,不学好功课,那么一切都谈不到。学习是一个经常的、细致的、实实在在的劳动,光靠热情、口号,像斯大林所说的‘骑兵式冲锋’是不行的。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摆着:或者大家赶上去,把政治工作和精通科学结合起来,或者落在后边,变成空头政治家,丧失你们在群众中已有的威信和作用。”
校长热烈地说完以上的话,目光炯炯地扫视了她们一遍,似乎在等待回答。
高二的那个党员说:“我担心有些死抠功课不问政治的同学得意起来,她们以为过去对政治活动采取消极态度是做对了。她们会说:‘瞧,你们说我落后,可是得奖章的是我。”’
别人点头,应和着:
“不是担心不担心,已经有这样的情形了。”
“以后工作不好做了。” 校长说:“那么该怎么办呢?因而就不强调学习了么?”
另一个党员说:“咱们跟她们赛吧,咬咬牙,非比她们强不可。”
校长又笑,她说:“这种精神是不错,可单单比赛是不行的。得帮助她们。你们得用实际行动证明,优选思想的武装,不仅对于政治活动,而且对于学代数语文,都是必需的。”
七个人又聊了聊今后在班上应该注意些什么。得不到奖章的羞耻心情渐渐被决心赶上去的昂奋心情所代替,谁也不怀疑,自己一下决心准能搞好。解放以来各种繁重工作的锻炼,培养了她们的这种自信。
郑波回到教室,正碰见杨蔷云与李春争吵。在教室的一角,周小玲坐在桌子上,杨蔷云和李春各在桌子的一边,李春并不望着蔷云,杨蔷云说:
“早知道你会这样讲的。‘杨蔷云没得到奖章,所以对发奖章有意见……’这和我个人有什么关系?我不怕,有意见照样要发表:这个奖章的发法不公平,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有些该得奖章的没得到,有些得到奖章的同学根本不配。”
李春稍歪着头,左脚尖一跷一跷地打着地,冷冷地说:“谁该得奖章没得到呢?”
杨蔷云不假思索地指着正走近的郑波:“譬如她。”
郑波脸红了:“你胡说什么呀?”
杨蔷云就是这样,她不管别人的面子,招得自己的好朋友反对自己,也不在乎。李春又说:“那么不配得奖章的就是我了?”
“你自己会判断!”
李春把奖章拿下,不等别人弄清怎么回事,她已经把奖章放到蔷云手里,自己却退到一边,勉强笑着说:“那么就请配得奖章的人自己戴上吧。”
杨蔷云涨红了脸。
她们两个常常争吵,但往常总是杨蔷云占点上风,不像这次,李春以她巧妙的“反攻”结束了“战役”。从前,李春还是杨蔷云的好朋友呢。五。年秋天,她们升入高一,李春是天津的一个初中毕业生,考到北京来了。她的“帅”劲使杨蔷云欢喜,而且她大方地把带来的杨村糕干、天津包子分给同学吃,和另一个从外校考来的新生吴长福――她口袋里装满花生米,先是一颗颗地在口袋里捻去皮,然后掏出手来迅速地放在自己口中,生怕别人看见抢她似的――成为对比。新生联欢会上,李春唱了一个维吾尔文歌、一段京韵大鼓、一首民谣,这一切使同学们――特别是杨蔷云欣赏得要命。很快,大家还知道了李春功课棒,一九四九年就入了团,当过团总支委员,在《天津日报》上发表过文章(虽然只是一百字的报道摘要,但也不简单)。轮到选举学生会执委,高一新生毫不犹豫地推荐了李春。李春在学生会做群众文化工作,组织社团,主持晚会,在全校也出了名。
杨蔷云爱找李春聊天。她们不聊考试难,不聊先生的外号,不聊辫子的梳法……她们都看不起这些。她们聊的主要内容是书,特别是翻译小说。
她们上高中不久,抗美援朝运动开展起来,大部分学生都参加了街头和下乡的宣传工作,学校也停了课。李春废寝忘食,编快板,借场地,督促油印的《吼声》快报及时出版。团总支表扬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就有李春的名字。可是,就在这时候,李春摔了大跟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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