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家货号:T000456855
- ISBN:9787220096600
- 出版日期:2016-01-01
- 页码:0
- 字数: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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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者抓住转瞬即逝的历史瞬间,用温情的笔触、不长的篇幅清晰记下一段段人生,披露书信背后不为人知的传奇和惊奇。
★本书是以叶永烈直接交往中的**手资料写成,不仅令读者广见闻,领略各种各样的名流贤达风采,也可以了解社会与历史,具有历史与文化的双重价值。
★图文并茂,内含数百张珍贵历史照片和名人书信,精彩重现了那些叱咤风云的政坛人物、知名作家、艺术明星、科学大家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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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这是一个大宝藏,你不知道的,以及想不到的名人故事,都在这里:
陈云夫人于若木、王稼祥夫人朱仲丽、*长媳刘松林、蒋介石女婿陆久之、陈独秀机要秘书郑超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数学家华罗庚、美国科幻巨头海因莱因、“童话大王”郑渊洁、“ 三毛之父”张乐平、著名诗人汪国真、音乐家贺绿汀……
叶永烈见证了这许多名人的传奇人生,抓住了许多转瞬即逝的历史瞬间。他用温情的笔触、不长的篇幅清晰记下一段段人生,随手一翻,人物带着历史的烟尘扑面而至。一边是恍悟,一边是感慨,这样的绝笔,该有多少历经沧桑的人会读到唏嘘辗转。
历史的绝笔,写绝了,以后也绝少有人写了。
陈云夫人于若木、王稼祥夫人朱仲丽、*长媳刘松林、蒋介石女婿陆久之、陈独秀机要秘书郑超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数学家华罗庚、美国科幻巨头海因莱因、“童话大王”郑渊洁、“ 三毛之父”张乐平、著名诗人汪国真、音乐家贺绿汀……
叶永烈见证了这许多名人的传奇人生,抓住了许多转瞬即逝的历史瞬间。他用温情的笔触、不长的篇幅清晰记下一段段人生,随手一翻,人物带着历史的烟尘扑面而至。一边是恍悟,一边是感慨,这样的绝笔,该有多少历经沧桑的人会读到唏嘘辗转。
历史的绝笔,写绝了,以后也绝少有人写了。
作者简介
叶永烈,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一级作家,教授。1940 年生于浙江温州。1963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1 岁起发表诗作,19 岁写出第一本书,20 岁时成为《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21 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
主要著作为150 万字的“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与蒋介石》,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诞生的红色历程; 200 万字的长卷《“四人帮”兴亡》增订版以及《陈伯达传》,是中国十年“文革”的真实写照。《邓小平改变中国》是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景式纪实长篇。《受伤的美国》是关于美国“911”事件这一改变世界历史进程重大事件的采访记录。此外,还有《用事实说话》《出没风波里》《历史在这里沉思》《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钱学森》等。
主要著作为150 万字的“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与蒋介石》,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诞生的红色历程; 200 万字的长卷《“四人帮”兴亡》增订版以及《陈伯达传》,是中国十年“文革”的真实写照。《邓小平改变中国》是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景式纪实长篇。《受伤的美国》是关于美国“911”事件这一改变世界历史进程重大事件的采访记录。此外,还有《用事实说话》《出没风波里》《历史在这里沉思》《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钱学森》等。
目 录
序
长者手札
平生第一封信
冰心称我为“小友”
陈望道不多见的亲笔信
谦和细心的于若木
沉寂之后的千家驹
“死而复生”胡愈之
坦荡的北大校长陆平
“老干部作家”朱仲丽
周恩来叹她“红颜薄命”
“较真”的鲁迅之子周海婴
长者手札
平生第一封信
冰心称我为“小友”
陈望道不多见的亲笔信
谦和细心的于若木
沉寂之后的千家驹
“死而复生”胡愈之
坦荡的北大校长陆平
“老干部作家”朱仲丽
周恩来叹她“红颜薄命”
“较真”的鲁迅之子周海婴
前 言
序
在北京嘉德2013 秋季拍卖会上,传出惊人消息:鲁迅1934 年6 月8 日致陶亢德的一封信,不过200 多字,以655.5 万元的天价成交,平均一个字值3 万元人民币!同样在北京嘉德拍卖会上,2013 年5 月,鲁迅两页《古小说钩沉》手稿以690 万元成交,为起拍价的11.5 倍。2014 年1 月,茅盾手稿《谈最近的短篇小说》经过44 轮激烈竞价,最终以1207.5 万元的天价创下中国文人手稿拍卖新纪录。
名人书信(包括著作手稿),成为中国收藏市场的新宠。这是由两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
一方面是随着电脑、手机的普及,电子邮件、手机短信以及微信取代了纸和笔,纸质书信几乎绝迹,名人书信成为“时不再来”的稀缺资源。物以稀为贵,名人书信当然也就价值倍增。
另一方面则是许多“先富起来”的人们,把购买、收藏名人书信作为新的投资渠道,人称“软黄金”。由于名人书信增值速度远比真金白银快,鲁迅书信从十年前的数十万元急升至如今的数百万元,所以名人书信也就成了拍卖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值得顺便提及的是,台湾前“行政院副秘书长”萧家淇在申报个人财产时,特别注明拥有包括林书豪、林志玲、姚明、周杰伦、蔡依林等名人签名物件。在他看来,这些名人签名物件,也是很有价值的财产,所以需要申报。
我还要顺便提及一件小事:我在北京大学上学时,图书馆出售摘录文献的卡片,一分钱可以买几张。我买了几十张。最近整理手稿、书信时,发现这一摞泛黄的卡片。细细一看,竟然是一张张印着孙中山头像邮票的民国时期明信片。在明信片的反面,被印上一条条红色横线,供摘录文献时写字之用。在卡片之末,还印有“孑民图书馆”字样。孑民,是北京大学老校长蔡元培的字。1916 年至1927 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1940 年3 月5 日蔡元培病逝。为了纪念蔡元培,北京大学建立孑民图书馆。孑民图书馆利用已经成为“废纸”的民国明信片印制登录图书的卡片。在1958 年,北京大学图书馆把多余的这些卡片作为摘录文献的卡片“贱卖”给学生。最近我上网查了一下,这种民国明信片如今每张价格为3600 元人民币!这清楚表明,时间使邮品不断增值,同样也使名人书信不断增值。泛黄,是时间沉积之色,也是黄金之色。
我从未从拍卖行购买过一封名人书信,家中却拥有那么多名人书信。我是在无意之中,收藏了许多名人书信。这些名人书信写着“叶永烈同志收”“叶永烈先生收”。我的那么多名人书信,可以说由两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
一方面大抵由于我长期从事纪实文学创作,采访的层次高,“人脉”甚广,所以与许多名人有了交往,有了书信往返。尤其是在20 世纪70 年代至90 年代,正是纸质书信盛行的“黄金时代”,所以收到的纸质书信甚多。
另一方面则是得益于从小养成的收藏习惯。我的父亲是一个细心人,他收藏了我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的所有成绩单,在我成人之后“移交”给我。在我1957 年考上北京大学之后,我收到父亲写给我的第一封信。我至今保存着这封信,因为这封信教我如何写信。他在信封上写着:
北京市
北京大学第三十斋第三一二室
戈悟觉同学转
叶永烈同学亲启
浙江省温州市铁井栏第八号叶志超寄
1957.9.20 发
父亲写的信封,把收信人、寄信人的地址都写得清清楚楚,连发信的日期也写上。当时,我刚到北京大学,住址未定,所以信是寄到我的同乡戈悟觉那里转的。父亲在信中提醒我:
你今后写信封,必须将受信人及寄信人的地址、姓名详详细细写出,切勿如这次信封仅有“北京大学十一斋叶寄”,今后必须写“北京市北京大学×× 斋×× 室叶永烈”,这
样写邮局拣信时万一寄不到,也可退回寄信人也,希留意。
从那以后,我写信封,都注意把“受信人及寄信人的地址、姓名详详细细写出”。写信时,在信末也养成署年、月、日的习惯——后来,我才明白写明年份非常重要,不然过了好多年之后,就弄不明白那封信是哪年写的,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考证”。
受父亲感染,养成细心的习惯,我几乎保存了所有著作的手稿(写作时夹一张单面复写纸,保留一份底稿),而且一本又一本装订起来,可以从地板堆到天花板。我是家用电脑的第一批用户,1992 年买了286 电脑,从1993 年起改用电脑写作,不然我的著作手稿还会更多。我也保存了大量的书信——我的书信颇多,最多的一天收到30 多封来信。虽然我是碎纸机的第一批用户,把许多没有保留价值的信件扔进碎纸机,但是我保存了数以千计的有保存价值的书信。值得提及的是,我在写信时,也往往夹一张单面复写纸,所以保存了我自己的大量书信,可以与来信对应起来,“有来有往”。据我1985 年8 月29 日日记记载,那天晚上就一口气写了15 封回信!
在作家之中,重视收藏名人书信的要数梁实秋。梁实秋夫人韩菁清从台北来上海,曾经带了一部分梁实秋保存多年的名人书信给我看,其中有冰心留学美国时的手迹。我知道,1949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围困北平时,梁实秋是在极其匆忙之中从北平逃往天津,再从天津经上海到广州,最后到达台北的。在这样战火纷飞的时刻,梁实秋居然没有忘记带走他所收藏的名人书信。韩菁清告诉我,梁实秋是信件颇多的人,但是他只保留少数有价值的书信,所以这些书信伴随着他辗转来到台湾。梁实秋这么看重名人书信,倒不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到拍卖行卖高价,而是看重这些名人书信所承载的深情厚谊和文化价值……
步入晚年,我和妻必须考虑家中大量书信、手稿、采访录音带的未来去处。在征得两个儿子、两个儿媳的同意之后,我们决定无偿捐赠给上海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获知我的捐赠意愿,高度重视。2014 年4 月1 日下午,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周德明、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讲座部主任陈林康前来洽谈“叶永烈专藏”事宜(初名“叶永烈创作档案”,按照上海图书馆的术语改为“叶永烈专藏”),初步谈定了捐赠一事。
周德明副馆长说,来之前查了一下图书目录,上海图书馆有你的各种版本的著作300 多部。另外,你的《“四人帮”兴亡》一直是上海图书馆最近几年出借率最高的图书,排在第一名。
周德明说,以个人名字命名的专藏,表明这一专藏内容极其丰富与重要。迄今上海图书馆以个人名字命名的专藏,只有两个,你将是第三个。
前两个专藏是盛宣怀专藏与罗闻达专藏:
盛宣怀是清朝工部左侍郎,是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上海江南造船厂等的创办人。盛宣怀重视收藏图书及档案,他的专藏内容极其丰富。
二是瑞典藏书家罗闻达(Bjrn Lwendahl)先生的“罗氏藏书”。该藏书收录了1477 至1877 年间1551 种西文汉学著作及手稿,语种涉及拉丁文、法文、英文、德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意大利文、俄文、瑞典文等十多种;形式包括游记、日记、书信、专著、官书、译作等。
周德明说,你的创作档案内容极其丰富,极有文化与历史的内涵,所以用你的名字命名,作为第三个个人专藏。你作为纪实文学作家,所采写的又是中国当代重大政治题材,所以你的书信、采访录音带、采访笔记等等诸多档案非常重要,这是别的上海作家所不具备的。上海图书馆将在恒温恒湿条件下加以保存,并成立专门小组负责,编写叶永烈专藏目录,相关文稿要扫描,录音带要数码化,以求长期保存。
2014 年4 月28 日,上海图书馆举行隆重的“叶永烈专藏”捐赠仪式,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上海作家协会秘书长马文运分别在仪式上作了热情的讲话,媒体广泛报道了相关新闻。从那以后,我分批向上海图书馆捐赠。截至2014 年11 月,已经捐赠32 箱,数量超过一卡车。接着,我还会以每次10 箱继续分批向上海图书馆捐赠。
对于我来说,捐赠著作手稿不费事,因为前已述及,我的手稿大都已经装订成册,往捐赠箱子里一放就行了,然而整理书信却是一桩很费时间的事。我不得不花费很多时间,把家中保存的几千封书信来个“兜底翻”。我逐封阅读那些书信,再次把一批没有保存价值的书信扔进碎纸机,而从值得保存的书信中,选出一批精品。我除了从家中一个个档案铁柜中翻找之外,还搜索了一个又一个抽屉——有一回,从一个平时不用的书柜下的抽斗里,一下子找出“蒋介石女婿”陆久之先生写给我的三封亲笔信!
“乱而后治”。经过乱糟糟的“兜底翻”,我找出一批名人书信精品,各具特色。
我收藏的最早的信件,信封上写着“叶永烈小朋友收”。那是1951 年,11 岁的我第次向报社投稿,收到编辑的回信,说是采用我的小诗,将在下一期的副刊上发表。我一直珍藏着这封“历史性”的信,尽管信末只是盖着编辑部蓝色的长方形图章,没有留下编辑的名字。在30 多年之后,我正是凭借这封信的笔迹,找到了责任编辑——我的启蒙恩师、散文作家杨奔先生。
早年,我跟科学界的交往相当密切。真是不查不知道,光是写信给我的院士,就有20 多位,而且这些都是著名院士,诸如中国最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苏步青,遗传学权威谈家桢,“断手再植之父”陈中伟,2013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张存浩等,还有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院士、考古学权威夏鼐院士等。
华罗庚院士写给我的信夹着文言,但是字东歪西倒,他自谦是“蟹爬字”,然而苏步青的字则工工整整,横平竖直,方方正正。夏鼐院士的信用毛笔竖行写在花笺上,千家驹院士给我的信则成了“无字天书”——他为了快捷,写好信用传真机给我发来,如今褪色成了一张白纸。所幸当时我留了复印件,字迹如新。张存浩院士在1979 年11 月22 日、1981 年7 月27 日写给我的信中,回忆了他的姑父傅鹰院士怎样花费多年心血培养他,字字句句洋溢着对傅鹰院士的深沉真挚的敬爱之情。
文学界的书信更多,我保存着冰心、徐迟、柯岩、秦牧、柯灵、秦瘦鸥、陈伯吹、流沙河、戴厚英等的书信,他们都是文坛名家。
我收藏的“图文并茂”的信,要算是秦瘦鸥先生1983 年的信。我曾拜读过他的长篇小说《秋海棠》。他的长达三页的回信中,不仅详细回答了我关于1925 年上海《福尔摩斯》报的相关问题,而且还欢迎我去他家访问。他说他的家不大好找,特地自绘了一幅地图,四纵四横八条马路都写上路名,然后用箭头指明他家的位置,其详细不亚于今日g o o g l e 地图。他在图旁写了一句话:“我年老力衰,很难走访,您是小伙子,倘便道经过这里时,欢迎下顾!”
在秦瘦鸥先生的眼中,我是“小伙子”,而“世纪老人”冰心写给我的信则称我为“永
烈小友”。我在梁实秋留学美国时留言册页上看到她的题字, 称梁实秋为“ 鸡冠花”。我不解,向她请教。她的回信很幽默。她说,她正要给梁实秋题字,说他像一朵花,旁边的几位朋友哄笑起来:“实秋是一朵花,那我们是什么?”于是她便写下梁实秋是“鸡冠花”,因为鸡冠花是“花中最不显眼的”。我原本以为,在作家之中,写信时夹一张单面复写纸留底的大约只有我一人,谁知在拜访冰心老人时得知她也如此。她说她“总是用圆珠笔,夹一张复写纸,留一份复写稿”,以便编文集时收入。
我收藏的书法最漂亮的信,要算两位诗人(流沙河和汪国真)所写。流沙河用端端正正的小楷写信,而汪国真的草书信笺可以说体现了中国传统书信之美。出人意料的是,乒乓“三连冠”庄则栋给我的信,也是一手好毛笔字,而且用语富有古文韵味。
论书信的文辞之美,当推柯灵。我读柯灵散文,宾服其词汇丰富。他写给我的信,随手拈来,便见用词精美,足见文学功力之深:“手书并《今晚报》奉到,谬承笔底春风,并拟推爱及于海外,感刻之余不胜惶惭。”“嘱写《劫难》序文已完稿,邮寄恐付洪乔之误,何时命驾一谈如何?”“我尘务粟六,俯仰随人,想认真写点东西,总是不能如愿,为之奈何?”
我收藏的最认真的信,要算是鲁迅之子周海婴的信。他为了要更正我在香港《镜报》发表的文章中的一句话,写了两封信给我,甚至还向丁玲的丈夫陈明先生的妹妹求证,以表明他的意见是绝对可靠的。钱学森之子钱永刚也非常认真,在校对我的《钱学森》一书时,极其仔细,修改之处不是随手画一道线,而是用尺画出笔直的线。他俩可谓得乃父之“真传”。中共党史专家、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的龚育之先生,在1980 年、1981 年给我的两封信,也极其认真,其中一封信长达2000 字,为的是以当事人的身份,纠正我的一篇报告文学中两处错误。他的这两封信,足以列为中共党史文献。
我收藏的最“花哨”的信,是梁实秋夫人韩菁清写来的。她喜欢在花花绿绿的卡片上写信给我,而在信封上贴了五颜六色的卡通粘纸。当然,她也有“郑重其事”的时候,那信是写在印有她与梁实秋合影的专用信纸上,读来如同一篇优美的散文。她是台湾歌星,却颇有古文根底,而且自幼练过书法,信的文笔流畅。征得她的同意,我把她写给我的一封信,作为《梁实秋与韩菁清》一书的序言。
在整理书信过程中,我注意到一封来自北京大华无线电仪器厂的信,写于1979 年2 月15 日。这封长达千字的信是一位业余文学爱好者写来的,由于信中讲述自己在业余创作的遭遇颇为感人,我当时不仅回信鼓励,而且把这封信保存下来。此人便是郑渊洁。他后来经过努力,成为蜚声文坛的“童话大王”。我想,今日郑渊洁倘若见到此信,一定会向我索要复印件,而且会收入文集。
还有一封1979 年4 月9 日的信,来自北京电影制片厂尚未出道的年轻人,跟我商谈改编《小灵通漫游未来》为电影剧本之事。信共三页,我也保存了此信。此人便是梁晓声,后来成为名作家。
艺术名家给我的信也不少。老音乐家贺绿汀、“三毛之父”张乐平、漫画家方成、电影演员程之、电影导演张建亚、“二胡女王”闵惠芬等都与我有许多交往,因而也都留下了书信。尤其是张乐平,他画《三毛学科学》时,找我给他出点子,所以来往较多。1988 年中秋节,我去看望张乐平时,刚从医院出来的他欣然用毛笔画了一幅三毛像送我。这幅画一直挂在我的书房中。
钢琴家傅聪从英国写给我的信,钢笔字很潇洒。作曲家、小提琴家马思聪从美国给我写信,钢笔字则显得端庄。
由于我后来的创作转向中国当代重大政治题材长篇纪实文学,采访众多政坛名人,也就收到诸多他们的书信。其中即有毛泽东的长媳刘松林、毛泽东侄子贺麓成、陈云夫人于若木、方毅夫人殷森、艾思奇夫人王丹一等。我多次到北京刘松林家采访,而她也曾三次来到上海我家看望。我也曾多次采访艾思奇夫人王丹一,她写给我的信有十几封。其中有一封信,信纸很薄,皱巴巴的,差一点被我当作废纸扔掉,细细一看,竟是艾思奇夫人王丹一1978 年9 月2 日的信,谈了关于艾思奇这名字的三种说法,极为珍贵,赶紧放进了文件夹。我也曾三次飞往成都,拜访曾经亲手拘捕江青、毛远新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他给我的信热情而客气。为毛泽东侍读的芦荻的信,充满书卷气。
毛泽东、公安部部长王芳的字如行云流水。大约是受首长的影响,毛泽东机要秘书高智、王芳秘书夏仲烈给我的信都是竖行毛笔字,相当有功底。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起年轻时爱写诗,曾随手拿起一张纸当场默写出一首七言诗:
莫问有穷或无涯
莫用欢乐或咨嗟
尽向前途流浪去
莫要回首望乡家
写这首诗时他22 岁(1926 年),在广州。听说著名诗人郁达夫南下广州,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作为“文学青年”的陈伯达便持这首诗前去请教。郁达夫看罢,提起笔来,每句圈去一字,由七言变成六言,诗显得凝练多了。据陈伯达回忆,那诗变成:
莫问有穷无涯
莫用欢乐咨嗟
尽向前途流浪
莫要回首乡家
郁达之不愧为文学大家,改诗改得妙不可言,使陈伯达心悦诚服。然而令人惊奇不已的是,事隔60 多年,陈伯达不仅能够默出这首从未发表的当年的小诗,而且记得郁达夫圈去的是哪几个字。我保存了陈伯达的这一手迹。当然,更珍贵的是,陈伯达在1989 年9 月13 日题字赠我。他用《论语·微子》中的《楚狂接舆歌》相赠:“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一个星期之后——9 月20 日中午——他因心肌梗塞突然去世,他题赠我的字,成为这位“中共中央大秀才”一生的绝笔。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给我的信,多达45 封。他的瘦而细长的字,一眼就能辨认。他曾题写两幅字赠我,并给了我大量的文稿。戚本禹给我的信,则署后来改的名字。
陈伯达次子陈晓农、马思聪次女马瑞雪、傅雷次子傅敏这“三次”以及罗章龙孙女罗星元,都是写信很勤快的人,所以给我的信都达几十封之多。我走访傅雷在上海江苏路的旧居时,那里如今住着别人,家中陈设全然不同,1983 年傅敏根据自己的记忆,画出当年家中的陈设图,包括傅雷翻查大字典的高脚桌子、傅聪三角钢琴、唱片柜等等的位置都一一标明。当我完成《傅雷画传》一书,傅敏逐字逐句校对,写下1 万多字的意见,每条修改意见都
标明第几页第几行。难怪傅聪推荐《傅雷画传》一书说,这本书内容准确。
高士其从1962 年给我第一封信
在北京嘉德2013 秋季拍卖会上,传出惊人消息:鲁迅1934 年6 月8 日致陶亢德的一封信,不过200 多字,以655.5 万元的天价成交,平均一个字值3 万元人民币!同样在北京嘉德拍卖会上,2013 年5 月,鲁迅两页《古小说钩沉》手稿以690 万元成交,为起拍价的11.5 倍。2014 年1 月,茅盾手稿《谈最近的短篇小说》经过44 轮激烈竞价,最终以1207.5 万元的天价创下中国文人手稿拍卖新纪录。
名人书信(包括著作手稿),成为中国收藏市场的新宠。这是由两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
一方面是随着电脑、手机的普及,电子邮件、手机短信以及微信取代了纸和笔,纸质书信几乎绝迹,名人书信成为“时不再来”的稀缺资源。物以稀为贵,名人书信当然也就价值倍增。
另一方面则是许多“先富起来”的人们,把购买、收藏名人书信作为新的投资渠道,人称“软黄金”。由于名人书信增值速度远比真金白银快,鲁迅书信从十年前的数十万元急升至如今的数百万元,所以名人书信也就成了拍卖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值得顺便提及的是,台湾前“行政院副秘书长”萧家淇在申报个人财产时,特别注明拥有包括林书豪、林志玲、姚明、周杰伦、蔡依林等名人签名物件。在他看来,这些名人签名物件,也是很有价值的财产,所以需要申报。
我还要顺便提及一件小事:我在北京大学上学时,图书馆出售摘录文献的卡片,一分钱可以买几张。我买了几十张。最近整理手稿、书信时,发现这一摞泛黄的卡片。细细一看,竟然是一张张印着孙中山头像邮票的民国时期明信片。在明信片的反面,被印上一条条红色横线,供摘录文献时写字之用。在卡片之末,还印有“孑民图书馆”字样。孑民,是北京大学老校长蔡元培的字。1916 年至1927 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1940 年3 月5 日蔡元培病逝。为了纪念蔡元培,北京大学建立孑民图书馆。孑民图书馆利用已经成为“废纸”的民国明信片印制登录图书的卡片。在1958 年,北京大学图书馆把多余的这些卡片作为摘录文献的卡片“贱卖”给学生。最近我上网查了一下,这种民国明信片如今每张价格为3600 元人民币!这清楚表明,时间使邮品不断增值,同样也使名人书信不断增值。泛黄,是时间沉积之色,也是黄金之色。
我从未从拍卖行购买过一封名人书信,家中却拥有那么多名人书信。我是在无意之中,收藏了许多名人书信。这些名人书信写着“叶永烈同志收”“叶永烈先生收”。我的那么多名人书信,可以说由两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
一方面大抵由于我长期从事纪实文学创作,采访的层次高,“人脉”甚广,所以与许多名人有了交往,有了书信往返。尤其是在20 世纪70 年代至90 年代,正是纸质书信盛行的“黄金时代”,所以收到的纸质书信甚多。
另一方面则是得益于从小养成的收藏习惯。我的父亲是一个细心人,他收藏了我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的所有成绩单,在我成人之后“移交”给我。在我1957 年考上北京大学之后,我收到父亲写给我的第一封信。我至今保存着这封信,因为这封信教我如何写信。他在信封上写着:
北京市
北京大学第三十斋第三一二室
戈悟觉同学转
叶永烈同学亲启
浙江省温州市铁井栏第八号叶志超寄
1957.9.20 发
父亲写的信封,把收信人、寄信人的地址都写得清清楚楚,连发信的日期也写上。当时,我刚到北京大学,住址未定,所以信是寄到我的同乡戈悟觉那里转的。父亲在信中提醒我:
你今后写信封,必须将受信人及寄信人的地址、姓名详详细细写出,切勿如这次信封仅有“北京大学十一斋叶寄”,今后必须写“北京市北京大学×× 斋×× 室叶永烈”,这
样写邮局拣信时万一寄不到,也可退回寄信人也,希留意。
从那以后,我写信封,都注意把“受信人及寄信人的地址、姓名详详细细写出”。写信时,在信末也养成署年、月、日的习惯——后来,我才明白写明年份非常重要,不然过了好多年之后,就弄不明白那封信是哪年写的,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考证”。
受父亲感染,养成细心的习惯,我几乎保存了所有著作的手稿(写作时夹一张单面复写纸,保留一份底稿),而且一本又一本装订起来,可以从地板堆到天花板。我是家用电脑的第一批用户,1992 年买了286 电脑,从1993 年起改用电脑写作,不然我的著作手稿还会更多。我也保存了大量的书信——我的书信颇多,最多的一天收到30 多封来信。虽然我是碎纸机的第一批用户,把许多没有保留价值的信件扔进碎纸机,但是我保存了数以千计的有保存价值的书信。值得提及的是,我在写信时,也往往夹一张单面复写纸,所以保存了我自己的大量书信,可以与来信对应起来,“有来有往”。据我1985 年8 月29 日日记记载,那天晚上就一口气写了15 封回信!
在作家之中,重视收藏名人书信的要数梁实秋。梁实秋夫人韩菁清从台北来上海,曾经带了一部分梁实秋保存多年的名人书信给我看,其中有冰心留学美国时的手迹。我知道,1949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围困北平时,梁实秋是在极其匆忙之中从北平逃往天津,再从天津经上海到广州,最后到达台北的。在这样战火纷飞的时刻,梁实秋居然没有忘记带走他所收藏的名人书信。韩菁清告诉我,梁实秋是信件颇多的人,但是他只保留少数有价值的书信,所以这些书信伴随着他辗转来到台湾。梁实秋这么看重名人书信,倒不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到拍卖行卖高价,而是看重这些名人书信所承载的深情厚谊和文化价值……
步入晚年,我和妻必须考虑家中大量书信、手稿、采访录音带的未来去处。在征得两个儿子、两个儿媳的同意之后,我们决定无偿捐赠给上海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获知我的捐赠意愿,高度重视。2014 年4 月1 日下午,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周德明、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讲座部主任陈林康前来洽谈“叶永烈专藏”事宜(初名“叶永烈创作档案”,按照上海图书馆的术语改为“叶永烈专藏”),初步谈定了捐赠一事。
周德明副馆长说,来之前查了一下图书目录,上海图书馆有你的各种版本的著作300 多部。另外,你的《“四人帮”兴亡》一直是上海图书馆最近几年出借率最高的图书,排在第一名。
周德明说,以个人名字命名的专藏,表明这一专藏内容极其丰富与重要。迄今上海图书馆以个人名字命名的专藏,只有两个,你将是第三个。
前两个专藏是盛宣怀专藏与罗闻达专藏:
盛宣怀是清朝工部左侍郎,是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上海江南造船厂等的创办人。盛宣怀重视收藏图书及档案,他的专藏内容极其丰富。
二是瑞典藏书家罗闻达(Bjrn Lwendahl)先生的“罗氏藏书”。该藏书收录了1477 至1877 年间1551 种西文汉学著作及手稿,语种涉及拉丁文、法文、英文、德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意大利文、俄文、瑞典文等十多种;形式包括游记、日记、书信、专著、官书、译作等。
周德明说,你的创作档案内容极其丰富,极有文化与历史的内涵,所以用你的名字命名,作为第三个个人专藏。你作为纪实文学作家,所采写的又是中国当代重大政治题材,所以你的书信、采访录音带、采访笔记等等诸多档案非常重要,这是别的上海作家所不具备的。上海图书馆将在恒温恒湿条件下加以保存,并成立专门小组负责,编写叶永烈专藏目录,相关文稿要扫描,录音带要数码化,以求长期保存。
2014 年4 月28 日,上海图书馆举行隆重的“叶永烈专藏”捐赠仪式,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上海作家协会秘书长马文运分别在仪式上作了热情的讲话,媒体广泛报道了相关新闻。从那以后,我分批向上海图书馆捐赠。截至2014 年11 月,已经捐赠32 箱,数量超过一卡车。接着,我还会以每次10 箱继续分批向上海图书馆捐赠。
对于我来说,捐赠著作手稿不费事,因为前已述及,我的手稿大都已经装订成册,往捐赠箱子里一放就行了,然而整理书信却是一桩很费时间的事。我不得不花费很多时间,把家中保存的几千封书信来个“兜底翻”。我逐封阅读那些书信,再次把一批没有保存价值的书信扔进碎纸机,而从值得保存的书信中,选出一批精品。我除了从家中一个个档案铁柜中翻找之外,还搜索了一个又一个抽屉——有一回,从一个平时不用的书柜下的抽斗里,一下子找出“蒋介石女婿”陆久之先生写给我的三封亲笔信!
“乱而后治”。经过乱糟糟的“兜底翻”,我找出一批名人书信精品,各具特色。
我收藏的最早的信件,信封上写着“叶永烈小朋友收”。那是1951 年,11 岁的我第次向报社投稿,收到编辑的回信,说是采用我的小诗,将在下一期的副刊上发表。我一直珍藏着这封“历史性”的信,尽管信末只是盖着编辑部蓝色的长方形图章,没有留下编辑的名字。在30 多年之后,我正是凭借这封信的笔迹,找到了责任编辑——我的启蒙恩师、散文作家杨奔先生。
早年,我跟科学界的交往相当密切。真是不查不知道,光是写信给我的院士,就有20 多位,而且这些都是著名院士,诸如中国最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苏步青,遗传学权威谈家桢,“断手再植之父”陈中伟,2013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张存浩等,还有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院士、考古学权威夏鼐院士等。
华罗庚院士写给我的信夹着文言,但是字东歪西倒,他自谦是“蟹爬字”,然而苏步青的字则工工整整,横平竖直,方方正正。夏鼐院士的信用毛笔竖行写在花笺上,千家驹院士给我的信则成了“无字天书”——他为了快捷,写好信用传真机给我发来,如今褪色成了一张白纸。所幸当时我留了复印件,字迹如新。张存浩院士在1979 年11 月22 日、1981 年7 月27 日写给我的信中,回忆了他的姑父傅鹰院士怎样花费多年心血培养他,字字句句洋溢着对傅鹰院士的深沉真挚的敬爱之情。
文学界的书信更多,我保存着冰心、徐迟、柯岩、秦牧、柯灵、秦瘦鸥、陈伯吹、流沙河、戴厚英等的书信,他们都是文坛名家。
我收藏的“图文并茂”的信,要算是秦瘦鸥先生1983 年的信。我曾拜读过他的长篇小说《秋海棠》。他的长达三页的回信中,不仅详细回答了我关于1925 年上海《福尔摩斯》报的相关问题,而且还欢迎我去他家访问。他说他的家不大好找,特地自绘了一幅地图,四纵四横八条马路都写上路名,然后用箭头指明他家的位置,其详细不亚于今日g o o g l e 地图。他在图旁写了一句话:“我年老力衰,很难走访,您是小伙子,倘便道经过这里时,欢迎下顾!”
在秦瘦鸥先生的眼中,我是“小伙子”,而“世纪老人”冰心写给我的信则称我为“永
烈小友”。我在梁实秋留学美国时留言册页上看到她的题字, 称梁实秋为“ 鸡冠花”。我不解,向她请教。她的回信很幽默。她说,她正要给梁实秋题字,说他像一朵花,旁边的几位朋友哄笑起来:“实秋是一朵花,那我们是什么?”于是她便写下梁实秋是“鸡冠花”,因为鸡冠花是“花中最不显眼的”。我原本以为,在作家之中,写信时夹一张单面复写纸留底的大约只有我一人,谁知在拜访冰心老人时得知她也如此。她说她“总是用圆珠笔,夹一张复写纸,留一份复写稿”,以便编文集时收入。
我收藏的书法最漂亮的信,要算两位诗人(流沙河和汪国真)所写。流沙河用端端正正的小楷写信,而汪国真的草书信笺可以说体现了中国传统书信之美。出人意料的是,乒乓“三连冠”庄则栋给我的信,也是一手好毛笔字,而且用语富有古文韵味。
论书信的文辞之美,当推柯灵。我读柯灵散文,宾服其词汇丰富。他写给我的信,随手拈来,便见用词精美,足见文学功力之深:“手书并《今晚报》奉到,谬承笔底春风,并拟推爱及于海外,感刻之余不胜惶惭。”“嘱写《劫难》序文已完稿,邮寄恐付洪乔之误,何时命驾一谈如何?”“我尘务粟六,俯仰随人,想认真写点东西,总是不能如愿,为之奈何?”
我收藏的最认真的信,要算是鲁迅之子周海婴的信。他为了要更正我在香港《镜报》发表的文章中的一句话,写了两封信给我,甚至还向丁玲的丈夫陈明先生的妹妹求证,以表明他的意见是绝对可靠的。钱学森之子钱永刚也非常认真,在校对我的《钱学森》一书时,极其仔细,修改之处不是随手画一道线,而是用尺画出笔直的线。他俩可谓得乃父之“真传”。中共党史专家、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的龚育之先生,在1980 年、1981 年给我的两封信,也极其认真,其中一封信长达2000 字,为的是以当事人的身份,纠正我的一篇报告文学中两处错误。他的这两封信,足以列为中共党史文献。
我收藏的最“花哨”的信,是梁实秋夫人韩菁清写来的。她喜欢在花花绿绿的卡片上写信给我,而在信封上贴了五颜六色的卡通粘纸。当然,她也有“郑重其事”的时候,那信是写在印有她与梁实秋合影的专用信纸上,读来如同一篇优美的散文。她是台湾歌星,却颇有古文根底,而且自幼练过书法,信的文笔流畅。征得她的同意,我把她写给我的一封信,作为《梁实秋与韩菁清》一书的序言。
在整理书信过程中,我注意到一封来自北京大华无线电仪器厂的信,写于1979 年2 月15 日。这封长达千字的信是一位业余文学爱好者写来的,由于信中讲述自己在业余创作的遭遇颇为感人,我当时不仅回信鼓励,而且把这封信保存下来。此人便是郑渊洁。他后来经过努力,成为蜚声文坛的“童话大王”。我想,今日郑渊洁倘若见到此信,一定会向我索要复印件,而且会收入文集。
还有一封1979 年4 月9 日的信,来自北京电影制片厂尚未出道的年轻人,跟我商谈改编《小灵通漫游未来》为电影剧本之事。信共三页,我也保存了此信。此人便是梁晓声,后来成为名作家。
艺术名家给我的信也不少。老音乐家贺绿汀、“三毛之父”张乐平、漫画家方成、电影演员程之、电影导演张建亚、“二胡女王”闵惠芬等都与我有许多交往,因而也都留下了书信。尤其是张乐平,他画《三毛学科学》时,找我给他出点子,所以来往较多。1988 年中秋节,我去看望张乐平时,刚从医院出来的他欣然用毛笔画了一幅三毛像送我。这幅画一直挂在我的书房中。
钢琴家傅聪从英国写给我的信,钢笔字很潇洒。作曲家、小提琴家马思聪从美国给我写信,钢笔字则显得端庄。
由于我后来的创作转向中国当代重大政治题材长篇纪实文学,采访众多政坛名人,也就收到诸多他们的书信。其中即有毛泽东的长媳刘松林、毛泽东侄子贺麓成、陈云夫人于若木、方毅夫人殷森、艾思奇夫人王丹一等。我多次到北京刘松林家采访,而她也曾三次来到上海我家看望。我也曾多次采访艾思奇夫人王丹一,她写给我的信有十几封。其中有一封信,信纸很薄,皱巴巴的,差一点被我当作废纸扔掉,细细一看,竟是艾思奇夫人王丹一1978 年9 月2 日的信,谈了关于艾思奇这名字的三种说法,极为珍贵,赶紧放进了文件夹。我也曾三次飞往成都,拜访曾经亲手拘捕江青、毛远新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他给我的信热情而客气。为毛泽东侍读的芦荻的信,充满书卷气。
毛泽东、公安部部长王芳的字如行云流水。大约是受首长的影响,毛泽东机要秘书高智、王芳秘书夏仲烈给我的信都是竖行毛笔字,相当有功底。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起年轻时爱写诗,曾随手拿起一张纸当场默写出一首七言诗:
莫问有穷或无涯
莫用欢乐或咨嗟
尽向前途流浪去
莫要回首望乡家
写这首诗时他22 岁(1926 年),在广州。听说著名诗人郁达夫南下广州,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作为“文学青年”的陈伯达便持这首诗前去请教。郁达夫看罢,提起笔来,每句圈去一字,由七言变成六言,诗显得凝练多了。据陈伯达回忆,那诗变成:
莫问有穷无涯
莫用欢乐咨嗟
尽向前途流浪
莫要回首乡家
郁达之不愧为文学大家,改诗改得妙不可言,使陈伯达心悦诚服。然而令人惊奇不已的是,事隔60 多年,陈伯达不仅能够默出这首从未发表的当年的小诗,而且记得郁达夫圈去的是哪几个字。我保存了陈伯达的这一手迹。当然,更珍贵的是,陈伯达在1989 年9 月13 日题字赠我。他用《论语·微子》中的《楚狂接舆歌》相赠:“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一个星期之后——9 月20 日中午——他因心肌梗塞突然去世,他题赠我的字,成为这位“中共中央大秀才”一生的绝笔。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给我的信,多达45 封。他的瘦而细长的字,一眼就能辨认。他曾题写两幅字赠我,并给了我大量的文稿。戚本禹给我的信,则署后来改的名字。
陈伯达次子陈晓农、马思聪次女马瑞雪、傅雷次子傅敏这“三次”以及罗章龙孙女罗星元,都是写信很勤快的人,所以给我的信都达几十封之多。我走访傅雷在上海江苏路的旧居时,那里如今住着别人,家中陈设全然不同,1983 年傅敏根据自己的记忆,画出当年家中的陈设图,包括傅雷翻查大字典的高脚桌子、傅聪三角钢琴、唱片柜等等的位置都一一标明。当我完成《傅雷画传》一书,傅敏逐字逐句校对,写下1 万多字的意见,每条修改意见都
标明第几页第几行。难怪傅聪推荐《傅雷画传》一书说,这本书内容准确。
高士其从1962 年给我第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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