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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勇编著的《文化转向与课程改革：以王国维胡适和钱穆为中心》是“教育、文化与社会：新教育叙事研究”丛书的第一本。主要以王国维、胡适和钱穆等中国现代教育先行者的课程改革行动为例，展现那一代人为了中国文化的复兴与重建所付出的教育努力。不同于一般的教育学术论著，本书以讲教育人物故事、讲教育故事的方式展开，体现了新一代学人重建教育叙事的尝试。

内容简介

      民国前辈的经历让我觉得自己有过的专业困惑实在微不足道，我也因此总是留恋前辈们的历史世界。周勇编著的《文化转向与课程改革：以王国维胡适和钱穆为中心》即是过去十年“民国之旅”的总结，其所描述的正是几代前辈的意义建构努力。对当代教师而言，如果他们能像许多前辈那样，致力于以自己的教育、学术和写作实践，为国家创造并传播一点有价值的现代“科学”或“艺术”文化，那便是在过一种有意义的教育人生。

作者简介

目录

      导论 现代中国教育的文化转向与文化认同
1.文化转向与现代中国教育的文化认同重建
2.当代教育理论界的文化转向与文化认同探讨
3.被遗忘的本土前辈及其文化转向与课程改革经验
第一章 “中学无用”：中国教育遭遇文化认同危机
1.现代教育改革与“中体西用”的形成
2.被冷落的文化保守“苦心”及其谢幕
3.激进的趋新与中国教育的文化迷惘
第二章 独上高楼的寂寞先驱及其文化开拓与课程贡献
1.依旧以激进政治变革为本的主流文化革新走势
2.“感情苦多”的边缘青年学者及其教育与文学转向
3.悲剧文学认同与现代中国文学课程范式的诞生
第三章 “文艺复兴”一代的文化重建与课程改革努力
1.现代学术职业主义的兴起与学科课程体制的建立
2.蔡元培再度出山与北大成为教育界的“新文化”中心
3.“科学”的中国现代文化建构实践与课程改革运动
4.一位召唤“国魂”的底层教师及其学术与课程突围
结语 教育学、课程改革与未尽的现代文化转向
1.丰富的文化革新想象与有限的文化实践能力
2.课程改革作为教育界的“新文化”生产及传播机制
3.作为“学术文化实践”的教育学及其重建之路
参考文献
后记

书摘

          及至第二年，不得不考虑再次赴日避难时，还不忘鼓励清华学子“多多参与政治活动”。还好，梁启超晚年的教育教学实践固然仍要被政治牵引，但也让他体会到了学术之乐。一些晚辈见了，甚至觉得这位引领时代“进步”的革新领袖其实是个单纯学者，但说其“忘情于政治活动”的“世人”其实是“非能知梁氏者也”。
     不过，当时晚辈看到的终究是梁启超晚年面相，今人可能遗憾“任公在学术上的造诣本甚深湛，如果他民国元年归国时即从事讲学教育工作，其贡献何止如此。”尤其是看到他晚年已开始大力研究“中国文化史”，并提出“一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新文化，一面仍不可妄自菲薄，蔑弃其遗产”等文化革新原则，更是容易对梁启超早年未能按此原则专心从事文化革新感到可惜。奈何木已成舟，怎能苛求梁启超付出更多行动。何况他已做的够多：不仅以一己之力推动了1898年以来的政治变革，而且让时人增强了对于文学、史学以及教育等文化领域的重视与认同，并切实贡献了以“国家”、“新民”为基本框架的文化革新范式，尽管他总体上没有走出将文化教育当作激进政治改革工具的功利主义文化革新轨道。
     至此，该把目光转向章太炎了。梁启超是新一代“改良派”的杰出代表，而在“革命派”中，年龄、表现方面皆与梁启超旗鼓相当的人当属章太炎。事实上，如果讲师承背景，章太炎还要胜出一筹。章太炎出自曾国藩、俞樾一系，堪称拥有当时很优越的“文化资本”，而梁启超当初只是“布衣书生”康有为的弟子。提及这点背景差异，是想说明章太炎作为清末教育界名门之后，不仅必须承担一定的文化革新重任，而且其成绩和历史变革影响也不应输于梁启超，清末教育界也因为有这两大杰出后辈的登场，得以新生出许多精彩的文化转向与文化重建故事，乃至在整个历史变革进程中都可以看到年轻一代读书人的力量。